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每年夏季来这里的英国皇家海军近万人

英士大学徐东藩教授是地地道道的金华人，也是一位充满传奇的人物。他是国际法专家，参与了收回青岛主权的全过程。他在英士大学迁至金华时加入该校，在金华解放前夕的护校运动中，曾被全体师生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委，负责学校行政事务，组织维护校园秩序和安全，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。英士大学解散后，他选择留在金华，最后魂归故里。

从农家子弟到国际法专家

徐东藩，1887年出生于金华长山（现婺城区长山乡长山三村），谱名崇禄，又名寿城。徐东藩出生时，家里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，他排行老六，所以乡里人也称他“阿六”。徐家世代务农，家境贫寒，直到徐东藩的二哥中了秀才，在徐氏宗祠里分到一部分贤田（徐氏宗祠为奖励族内子弟读书而设立的专用土地），家境才有所改善。

徐东藩自幼聪慧，入学之后，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1906年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金华府立中学堂（金华一中前身）。1909年，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并考入京师大学（北京大学前身）。四年之后，徐东藩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，前往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深造。1917年，徐东藩获阿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。好学的徐东藩本想继续学习攻下博士学位再回国，但因当时北洋政府急着催归而不得不放弃读博的机会。回国后，徐东藩先在北京大学任教授，不久被委派为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。

在英国学习期间，他深感国际法对维护国家利益非常重要，因此，深入学习和研究国际法，并打下扎实基础（也有资料说他曾赴瑞士洛桑大学专修国际法）。到外交部工作后，他又对国际法进行了更深入的钻研，很快成了当时北洋政府中比较有名气的国际法专家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，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、胶州湾又被日本占领。为此，徐东藩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，多次游说军政要员收回青岛。他甚至专门跑到奉天，到东北军阀张作霖府上进行游说。1919年，在全国人民一致斗争下，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，挫败了日本妄图“合法”长期霸占青岛的阴谋。1920年11月，美、英、法、意、日、比、荷、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共同参加的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。会议期间讨论了山东问题，中国代表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、废除“二十一条”。在美英等国斡旋下，1922年2月4日，中日两国签订了《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》及其附约，日本同意将在山东和青岛的所有权利归还中国。

1922年3月2日，北洋政府任命王正廷、徐东藩、唐在章为“鲁案”委员（后来又增加了陈干委员），与日本进行谈判，办理移交青岛及附属公产、铁路、矿产等事项。当时谈判的难度很大，日本人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。在谈判过程中，中方代表坚持“争主权，不争福利；争土地，不争房子；争永远，不争暂时”的谈判宗旨，与日本人斗智斗勇，据理力争。因为徐东藩曾专修国际法，又曾经参加过太平洋会议，有一定的外交历练，所以格外受王正廷的器重。谈判中，很多日本人提出的不合理条款，都是由徐东藩根据国际法精神逐条同日方代表争辩而获胜的。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，中方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。1922年12月1日正午，中日“鲁案”交涉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举行最后一次会议。中日双方彼此校定《山东悬案细目协定》正文及附件之后，由王正廷和中方第一部委员陈干、唐在章、徐东藩代表中国政府签字。1922年12月10日，在胶澳督办公署举行了庄重的主权交接仪式。从此，沦陷于德、日帝国主义统治达25年之久的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
1922年12月10日，中国收回青岛主权

青岛收回以后，日本人并没有善罢甘休，而是不断制造新矛盾，在山东惹是生非。于是，徐东藩又被派到山东省公署任交涉署长，负责处理“鲁案”善后事务等。在交涉署长任上，徐东藩对日侨在山东的不法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整饬。据《济南大事记》记载：“1925年9月下旬，山东交涉署长徐东藩就近来济南商埠迭次查获日侨非法贩制毒品、枪弹等，照会日本驻济南代理领事，请其严加取缔，并转饬驻济日侨，从速一律移居商埠界址以内。”

在山东期间，徐东藩不仅做好分内事，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巧妙堵住了一桩购买军火的交易。当时，有一个美国军火商到山东兜售武器，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决定买下这批军火，以充实自己的力量。会谈时，除张宗昌和军火商外，还邀请了徐东藩和一位银行行长参加。会谈后，徐东藩心事重重，彻夜不眠。他觉得中国人买外国的武器，再来屠杀中国人，是干不得的。于是，第二天，徐东藩便去与银行行长磋商，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。他俩以外汇不足为由，去同军火商说：“督办军火是要买的，可是一时没有那么多外汇，可否允许分期付款？”那个美国军火商一听要分期付款，连忙摇头。于是，一桩大批量的军火交易就这样被制止了。

从威海卫专员到英士大学教授

1934年1月，徐东藩调任直属于行政院管辖的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。在徐东藩任专员期间，他曾办了两件很有影响的事情。一是扩建了威海公园：“1934年2月，时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的徐东藩对威海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。当时，公园修得颇有气势，整个公园面积46000平方米，在公园最高处建有大礼堂一所，名曰望云轩，轩中可容300人，时为当地唯一的大礼堂……公园于同年7月竣工，7月15日举行落成典礼……在公园建成后的3年多时间里，威海卫的旅游业也处于兴旺时期，每年夏季来这里的英国皇家海军近万人。”（《大众日报》2005年12月14日相关报道）另外一件事是：“徐东藩在威海卫首创了职业教育，阮家寺那所蚕丝艺园学校就是他办的。后来威海卫的几个养蚕场，蚕种都是从那儿弄来的；还有学校培育的果树苗子，后来都分给了各地果园栽种……”（《威海旧事》）

此外，徐东藩还在刘公岛上建了“丁公纪念室”。丁公即丁汝昌，甲午战争威海卫保卫战中拒不投降，以死殉国。徐东藩认为，“以丁公为国捐躯，成仁取义，实为军人模范。其殉难之室，理应商请开放，以供瞻仰而资纪念”。每年在丁汝昌殉难日，徐东藩都要组织一场祭奠活动。

徐东藩担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期间，发生了一起震惊国民政府的“鹿道口抢盐事件”。威海卫南乡穷苦百姓成群结伙哄抢了鹿道口盐场并打死盐警。由于百姓抢盐事件持续了几天，事后，国民政府要求追究案情及当事人的责任。徐东藩先是以开脱抢盐者的口吻，电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，不久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召徐东藩进京，要他弹压事件的为首者。徐东藩却公开对汪精卫说：“要我从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可以，让我以百姓的血来染红我的‘顶子’，那么我宁可不干这专员之职！”（《威海旧事》）结果，徐东藩被革了职。在徐东藩即将离开威海卫之前，有人建议他把政府没收的鸦片带些回家，也被他断然拒绝。

1936年4月，徐东藩挂冠回南京，自命“退翁”闭门读书，并将书房命名为“补读斋”（该建筑至今仍在，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）。

1937年7月，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徐东藩带全家从南京辗转回到老家金华定居。1939年，应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，出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。

1946年春，英士大学拟迁校金华，应校长杜佐周的邀请，徐东藩出任英士大学法学院教授，负责教授西洋外交史和国际公法两门课程，并担任政治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5月金华解放。

英士大学刚迁到金华时，国民政府明确以金华为永久校址。所以，金华地方士绅和百姓都非常热情，积极为学校建设献屋献地，支持学校在金华办学。其间，徐东藩充分利用本地人的优势，积极为学校建设来回奔走，联络洽谈、勘察地块、处理法务、牵线斡旋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虽然校园建设最后因财政经费没有落实而流产，但徐东藩当时对办好英士大学的热情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淮海战役结束后，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指日可待。英士大学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积极组织开展护校迎解放的斗争，徐东藩也热心支持并积极为之努力。1949年3月，英士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，选举产生以徐东藩教授为首的校务维持委员会，行使行政领导权力，保证护校迎解放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徐东藩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，为维护学校安全，保证正常的秩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。

法学系学生诉讼实习

徐东藩在英士大学任教期间，与该校的进步学生互动频繁。据徐东藩女儿徐曼殊回忆，父亲在英士大学任教期间，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到家里来拜访，和父亲探讨时局。父亲曾对学生说，虽然他当过国民政府的高官，但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，所以，他一辈子也没有加入国民党。他对进步学生的言行多予褒扬，但也会委婉劝导他们做好自身安全的保护。

从热心国家政治到热心家乡公益

作为一个国际法专家，徐东藩前半生忙的几乎都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，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让他越来越失望，使他渐渐淡化了政治，而把热情转移到家乡的公益事业上。

1932年2月28日，他还在山东交涉署长任上，就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建设。过年回金华探亲期间，徐东藩和金华乡贤吕公望、徐拱禄、黄人望等共同发起筹建金华、武义、永康三县的金武永公路，并组建金武永汽车有限公司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，全长47公里的金武永公路终于建成通车。这条路也是金华最早建成的县际公路之一。

1937年，徐东藩回金华后，了解到金华城内纪念民族英雄朱大典的牌坊因为年久失修，石工雕镂损裂，有坍塌的风险。原来存放朱大典石刻遗像的忠烈祠，因为改为长山小学第二部，朱大典石刻遗像被从中堂移到学校门房内，置于一片凌乱狼藉中。徐东藩为此专门书呈内务部，要求责成金华县政府对牌坊进行修葺，“恢复旧观，以昭诚敬”。此事在他积极推动下，不久果然得到妥善解决。当时的《中央日报》曾专门以《朱大典牌坊遗像已由金华县修理保存》为题作了报道。

徐东藩生活十分俭朴。据他的儿女回忆，他不吸烟，不喝茶，只饮少量的酒。平时也要求家庭成员节衣缩食，不要忘记祖辈家境清寒的滋味。然而，对社会公益事业，他却不惜重金予以赞助、扶持。

1931年春，由徐氏宗祠改建的长山秀峰小学进行校舍扩建和维修，徐东藩资助1000银圆帮助修缮。1933年夏，长山遭受特大洪水灾害，村中三座古桥被冲毁，交通受阻，他独出巨资重建了三座石桥。为了让家乡农民风雨劳作之时有个栖避之所，徐东藩在长山村北的大片良田间选择了适中地点，建造“话耕亭”（现已毁）一座。1937年6月，徐东藩向母校金华中学（现金华一中前身）捐赠一万元设立“金华中学东藩奖学金”。每年以其利息，资助一名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读完大学，先后共实行了四期。1947年，为救济家乡穷苦村民，徐东藩经过多次奔波，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浙江分署请示，发放了一批棉布、粮食，缓解了贫困群众的燃眉之急。1949年，徐东藩又出资重修了长山村北的“平畴一览亭”，并更名“望耕亭”，供农民休憩。